译序一

我们总以为，当一个朝代来到了结束，国破了，家就亡了，人们都惶恐躁动，天就要塌下来，日子过不下去；不是下冰雹，就是蝗虫过境，灾民啸聚，外敌入侵；皇上彻夜难眠、思考国事；宦官外戚们上蹿下跳，束手无策；东林党人和清流争论不休，捉拿奸党。似乎，每一个身处王朝末期的人，都能清清楚楚看见那个朝代即将败亡的迹象。

然而我们读《金瓶梅》的时候，对应不出这些宏大叙事，即使，身处北宋末期的这些个故事主角和配角，很快都要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，甚至在战乱中死去——可是，我们翻来覆去看到的只有人情世故：

官员们迎来送往，忙着维护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、关注自己的考核晋升；

普通人只配生存，打官司必须去衙门里闹，万一闹不好就得没命；

人们笃信和尚、神婆、道士，中医不治病，春药是唯一有效的药；

男人和女人之间不谈爱情，孩子一出生就门当户对结亲；

女人们遇到强暴也不反抗，期待与有权有势的人来一腿；……

西门庆这个五品提刑官，在皇城里，他真正能联系上的只有蔡京太师府里的大管家翟谦，他只配在皇城的小角落里远远望一眼传说中的宋徽宗；然而，同样是这个西门庆，当他回到自己盘踞的那个十八线小县城——小小的山东清河县，就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，整日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银两、女人和帮闲。人们在县城街上来来去去，太阳每日正常升起，官员们花团锦簇，普通人忙碌沉浮。总之，无人知晓国运倾颓，也无人知晓他们即将逃亡或死去。

这里，我们看见国和家的隔膜、县城和京城的隔膜、基层官僚与中央皇权的隔膜——底层普通人不了解上层社会的运转机制，没有公共生活，无人讨论国事；看不到道德家的说教，也看不到精英阶层的不满；没有知识的普及，有的是举人和阴阳先生；出了一个武松，他也不是来提供社会解决方案的。

这是一部“庶民的史书”，不谈国家大事、不写铁马金戈，却道尽人心的虚妄，用一个富贵显宦人家盛极而衰的故事，一层层剖开那个世代的精神病灶，窥见古代社会在繁华表象下的溃烂横剖面——王朝的更替并不总是从边疆失守、朝廷败亡起始，而是从家庭伦理的败坏、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开始。社会肌理的脓血肆流，惊心动魄——任何一个繁荣的王朝或世代，若没有终极信仰、道德与秩序的支撑，终究难逃土崩瓦解的败亡宿命。

译序二

《金瓶梅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。在这部著作诞生以前，中国小说大多是传奇、演义、神怪、宗教或侠义的叙事，例如以《三国演义》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，和以《西游记》为代表的神魔志异小说等等。相比之下，《金瓶梅》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，在明代通俗文学中独树一帜，它奠定了明清世情小说的发展基础，对《儒林外史》《官场现形记》等现实主义小说影响深远，《红楼梦》也深受它的影响。

同时，《金瓶梅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少见的、以性作为重要叙事元素的作品，由于它细致描写了西门庆的情欲生活，传统上被视为淫书而饱受争议，甚至多次被禁。然而，译者认为，《金瓶梅》虽然表面上确实充满了热闹的情色、权谋与宴饮等社会细节的描写，但是在深层次上，它系统展现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百态，隐藏深刻的人性剖析。从普通小说的角度，读者可能会期待正义得到伸张、恶人受罚、善人得偿所愿，然而，《金瓶梅》冷峻辛辣的现实主义笔触，决定了它并不是一部传统的因果报应的著作，而是写尽世态炎凉、人生无常的伟大现实主义巨著。曹雪芹曾评价它是：“披着淫书的外衣，写尽世间百态”。

《金瓶梅》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（公元1590- 1610年），距今已有四百余年，全书文本以明代白话文为主体，间杂文言、诗词、歌赋，并广泛引用典籍，如《诗经》《汉书》等，以及佛经、道教术语、市井俚语和歇后语，语言风格复杂多变。对现代读者而言，这样的文本较为艰涩，若无一定的文学素养与历史知识积累，难以顺畅阅读和深度理解。

译者历时一年有余，潜心完成了这个《金瓶梅（现代汉语译本）》。该译本忠实于原著，在保留原文本生动语言风格的同时，更贴近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。由此，读者们能在顺畅阅读体验里，欣赏《金瓶梅》在语言、结构、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成就，了解古代上层社会的运作机制，深刻洞察永恒不变的复杂人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