譯序一

我們總以為，當一個朝代來到了結束，國破了，家就亡了，人們都惶恐躁動，天就要塌下來，日子過不下去；不是下冰雹，就是蝗蟲過境，災民嘯聚，外敵入侵；皇上徹夜難眠、思考國事；宦官外戚們上躥下跳，束手無策；東林黨人和清流爭論不休，捉拿奸黨。似乎，每一個身處王朝末期的人，都能清清楚楚看見那個朝代即將敗亡的跡象。

然而我們讀《金瓶梅》的時候，對應不出這些宏大敘事，即使，身處北宋末期的這些個故事主角和配角，很快都要過上顛沛流離的生活，甚至在戰亂中死去——可是，我們翻來覆去看到的只有人情世故：

官員們迎來送往，忙著維護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網路、關注自己的考核晉升；

普通人只配生存，打官司必須去衙門裏鬧，萬一鬧不好就得沒命；

人們篤信和尚、神婆、道士，中醫不治病，春藥是唯一有效的中藥；

男人和女人之間不談愛情，孩子一出生就門當戶對結親；

女人們遇到強暴也不反抗，期待與有權有勢的人來一腿；……

西門慶這個五品提刑官，在皇城裏，他真正能聯繫上的只有蔡京太師府裏的大管家翟謙，他只配在皇城的小角落裏遠遠望一眼傳說中的宋徽宗；然而，同樣是這個西門慶，當他回到自己盤踞的那個十八線小縣城——小小的山東清河縣，就掌握了生殺予奪的權力，整日圍繞在他身邊的是銀兩、女人和幫閒。人們在縣城街上來來去去，太陽每日正常升起，官員們花團錦簇，普通人忙碌沉浮。

總之，無人知曉國運傾頹，也無人知曉他們即將逃亡或死去。 這裏，我們看見國和家的隔膜、縣城和京城的隔膜、基層官僚與中央皇權的隔膜——底層普通人不了解上層社會的運轉機制，沒有公共生活，無人討論國事；看不到道德家的說教，也看不到精英階層的不滿；沒有知識的普及，有的是舉人和陰陽先生；出了一個武松，他也不是來提供社會解決方案的。

這是一部“庶民的史書”，不談國家大事、不寫鐵馬金戈，卻道盡人心的虛妄，用一個富貴顯宦人家盛極而衰的故事，一層層剖開那個世代的精神病灶，窺見古代社會在繁華表像下的潰爛橫剖面——王朝的更替並不總是從邊疆失守、朝廷敗亡起始，而是從家庭倫理的敗壞、人與人之間的傾軋開始。社會肌理的膿血肆流，驚心動魄——任何一個繁榮的王朝或世代，若沒有終極信仰、道德與秩序的支撐，終究難逃土崩瓦解的敗亡宿命。

譯序二

《金瓶梅》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瑰寶。在這部著作誕生以前，中國小說大多是傳奇、演義、神怪、宗教或俠義的敘事，例如以《三國演義》為代表的歷史演義小說，和以《西遊記》為代表的神魔志異小說等等。相比之下，《金瓶梅》突破了傳統小說的敘述方式，在明代通俗文學中獨樹一幟，它奠定了明清世情小說的發展基礎，對《儒林外史》《官場現形記》等現實主義小說影響深遠，《紅樓夢》也深受它的影響。

同時，《金瓶梅》也是中國古典小說中少見的、以性作為重要敘事元素的作品，由於它細緻描寫了西門慶的情欲生活，傳統上被視為淫書而飽受爭議，甚至多次被禁。然而，譯者認為，《金瓶梅》雖然表面上確實充滿了熱鬧的情色、權謀與宴飲等社會細節的描寫，但是在深層次上，它系統展現了明朝末年的社會百態，隱藏深刻的人性剖析。從普通小說的角度，讀者可能會期待正義得到伸張、惡人受罰、善人得償所願，然而，《金瓶梅》冷峻辛辣的現實主義筆觸，決定了它並不是一部傳統的因果報應的著作，而是寫盡世態炎涼、人生無常的偉大現實主義巨著。曹雪芹曾評價它是：

“披著淫書的外衣，寫盡世間百態”。 《金瓶梅》成書於明代萬歷年間（西元1590- 1610年），距今已有四百餘年，全書文本以明代白話文為主體，間雜文言、詩詞、歌賦，並廣泛引用典籍，如《詩經》《漢書》等，以及佛經、道教術語、市井俚語和歇後語，語言風格複雜多變。對現代讀者而言，這樣的文本較為艱澀，若無一定的文學素養與歷史知識積累，難以順暢閱讀和深度理解。 譯者歷時一年有餘，潛心完成了這個《金瓶梅（現代漢語譯本）》。該譯本忠實於原著，在保留原文本生動語言風格的同時，更貼近現代漢語的表達習慣。由此，讀者們能在順暢閱讀體驗裏，欣賞《金瓶梅》在語言、結構、人物塑造方面的藝術成就，瞭解古代上層社會的運作機制，深刻洞察永恆不變的複雜人性。